“刺嫩芽树苗”VS“刺嫩芽种子”，创新之路， 刺嫩芽(Aralia elata Seem)俗称刺龙芽、刺老芽，是木本植物辽东楤木（亦称龙芽楤木）的嫩芽，做菜味道鲜美，极受欢迎，可与香椿媲美，是一种栽培前景广阔的木本蔬菜。
图片来源@视觉中国
1998年，清华大学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创业计划大赛，5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收到了100多份参赛作品。
就在前一年，麻省理工的创业计划竞赛结束后，从中诞生了70家“学生公司”，并在一份统计数据中指出：在这个高技术公司云集的地方，表现最优秀的50家公司中，有48%的创业者出自创业比赛，甚至在短短几年内就成长为营业额达到数十亿美元的“大公司”。
一时间，风险投资者迅速涌入大学校园，去寻找未来的技术领袖，同时高校的创业计划竞赛，也成了美国经济的直接驱动力量之一。
然而中国的创业大赛也悄然走过了21年的历史，逐渐从校园走向社会，以至于各种巧立名目的创业比赛。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中国的创业比赛到底走出了哪些优秀的创业项目，恐怕很多人会一脸茫然。
曾经在美国引领知识经济时代的竞赛，到了中国还是变了味。
赛场成了“秀场”
同济大学教授郑惠强在2017年的两会提案中，将国内热度渐兴的创业比赛作为议题，切实指出了“双创”时代的三个“副作用”：
1、据不完全统计，2015年全国范围内的创业类竞赛多达49场，2016年前11个月就已经突破58场，平均个礼拜就有超过1场全国性的创业大赛鸣锣开赛。
2、比赛的专业竞争“深度”不足，“曲终人散”后也很少再有“回头客”。
3、一些比赛过分强调形式和表演，忽略了对内容和技术的关注，舞台的布景酷炫无比，参赛者们个个西装革履、演技十足，形式往往盖过了项目本身。
回头来看，郑惠强教授的提案可谓针针见血，只是两年时间过去后，国内大大小小的创业比赛数量只增不减，甚至直接将赛场变成了“秀场”。
早几年的创业比赛中，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：参赛选手上台后就说自己是第二个马云，“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马云，这次千万不要错过我”。对于如何成为第二个马云，往往会给到几个标志性的数字，比如A轮要融资1000万美元，B轮要融资10个亿美金，没准儿两年后就能直接登陆纳斯达克。
近两年开始涌现出一些“海归项目”，团队里总要有几个老外背书，参赛者的路演功底也有所进步，不再张口闭口成为第二个马云、第二个比尔·盖茨，而是上演了一场场创业相关的脱口秀：在台上演出时潇洒自如，时不时丢几个包袱，煞有罗永浩老师的神韵，至于项目本身似乎并不重要。
原因出在了哪？可能是项目方自身为了眼球效应，为原本严肃的创业比赛加入了太多娱乐化因素，也可能是这届创业者太幽默，总想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刷存在感。但归根结底，这不应该是创新比赛的常态。
创投线路失灵
无可否认的是，中国的创新比赛大多借鉴了硅谷的创投机制。
很多比赛像是一场答辩赛，给选手们固定的时长演示项目，台下坐着的名头高大上的投资界认识，希望以投资者们敏锐的洞察力，发掘所有参赛团队里的优秀项目，进而推动一些有价值的落地，完成创业比赛被赋予的使命。
这样的赛制对创业者着实有着不小的吸引力，中国的创业者大多是“白手起家”，特别是一些缺少关系和门路的创业者，参加创业比赛不失为一个“找资源”的机会。一旦被某位投资者评委相中，很可能就是企业成长的新起点。
现实却不尽如人意，国内不少创新比赛在赛制上就存在明显的漏洞，很多比赛的评委席里很少有懂技术、懂产品的“专业人士”，就像新东方针对托福和GRE考试开发出的应试技巧，选手们只需要学会应付评委们的常规路径，奖金似乎是唾手可得的事情。
以至于出现了很多“参赛专业户”，辗转于这样或那样的创业比赛，即便在多次获奖后还是继续参赛，因为拿奖金比创业要轻松的多。
赛场变秀场，创业比赛娱乐化，或许都还只是表面现象。
一些真正有想法的创业者，恐怕没有太多精力专注于比赛，自然不会像“参赛专业户”那般娴熟。然而很多比赛的主办方还背着项目落地的KPI压力，由此衍生出的一个特定现象就是：一些早已成熟的项目，会找两个“代理人”去参加比赛，然后成为大赛孵化落地的标杆，甚至出现了有国企、央企背景的项目，已经与“创业”二字无关。
可以借鉴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汪潮涌的观点：“所有严肃的投资人都会告诉你，好企业是创出来的，不是选秀选出来的。”摆脱不了选秀式的赛制，中国的创业比赛永远都只是在雾里看花。
从“树苗”到“种子”
不应该把中国的创业大赛一棒子打死，本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。
在这样或那样的创业大赛中，不乏想要从现有模式下突围的尝试，比如实地集团主办的SEED AWARD。
有别于很多创新大赛的是，SEED AWARD的评委中没有所谓的投资人，也没有第三方基金或投资机构，取而代之的是“AlphaGo之父”哈萨比斯、U盘发明人Dov Moran、AI泰斗级人物Michael I.Jordan等12位专家组成的评审团，以及在硅谷、广州、伦敦等城市的多场“达人秀”。
所有入围的选手，都有机会在舞台上演示自己的创意，或是一场PPT演讲，或是生动的现场演示，前提都是如何将自己的创意创造落地，去解决生活中的真实痛点，而非单单为了讨好现场的投资人。评委所扮演的角色也被改变，不再是投资人式的“过堂审问”，专家们会更侧重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，给创意提出可行的建议。
让人想起了曾在加州闻名一时Homebrew Computer Club，“极客”们在轻松的氛围里展示自己的创意，少了些目的性和功利性，却诞生了像苹果这样伟大的公司。演示了第一台苹果电脑的乔布斯，正是在这里被隐匿在台下观众里的投资人相中的。
但在今天，不带有功利性的创业几乎找寻不到，一些年轻人处于“一夜暴富”的心态，以上市圈钱或被收购作为创业的初衷，带着创业不久的项目到处参赛，无异于创业圈的“相亲行为”。如果创业者眼中只有商业利益，缺少了应有的“工匠精神”和社会责任，才是对资源最大的浪费，这也是中国创业者与以色列最大的差别。
SEED AWARD让我眼前一亮的正是所采用的“种子机制”，以往的多数创新比赛都是选“树苗”的过程，设法找到茁壮的树苗，然后施肥成为参天大树，偏偏忽略了参赛选手们创业的初衷。两者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，选“树苗”是选项目的过程，选“种子”其实是在选人，把舞台交给有创意思维的人才。
在被诟病许久的中国创新赛事里，尝试作出改变终归不是件坏事。
